當那一刀劃下(一)「捷」難 鄭捷伏法兩年後

  • 時間:2018-05-10 12:15
  • 新聞引據:採訪
  • 撰稿編輯:詹婉如
鄭捷案被害人
央廣專訪鄭捷案被害人家慧老師(左)及「乾媽」(右),談鄭捷案後如何在家人的支持下,勇敢克服心理創傷。(詹婉如攝)

四年前,台灣發生首起捷運車廂內無差別殺人事件,21歲的大學生鄭捷,手上的鋼刀不僅釀成4死22傷的慘劇,更劃出社會大眾的恐慌;鄭捷,2016年5月10日伏法,他從定讞到槍決只有短短18天,創下台灣司法史上最快執行死刑紀錄,有人認為政府速審速決大快人心!但對被害人而言,他們的恐懼並沒有隨著「壞人」消失,於是,我們想問,在被害者心中,究竟什麼才是正義的實踐?

◎被害者的那時、此刻

被害者家慧說:『(原音)這個事件讓我更成長,我不管以前有沒有欠他(鄭捷)什麼!我覺得在經歷這個事件過後,這個傷口當然是天氣變就會痛,然後提醒我曾受傷,但是不是提醒我變軟弱。』

禮堂傳來激昂的鼓聲,家慧老師每週兩次到擂鼓隊報到,她忍著疼痛,復健傷痕累累的自己;很難想像,四年前,她是個在捷運上被重砍三刀的傷者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當時就看到有人拿著刀從我前面走過去,我想說拍片嗎?我是戲劇系的,想說後面怎麼沒有人拿攝影機和燈光,一群人就從我前面跑過去,我就想我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,可是我又不可能空手和他對抗,於是我第一個直覺是按緊急按鈕,可是我還沒找到緊急按鈕的時候,就一群人把我推倒,把我撞上去,我要先把壓在我身上的小女生讓她先起來,然後正當我要起身的時候,已經看到一雙紅鞋子,他(鄭捷)就在我的旁邊。』

家慧老師曾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,案發當天,她剛結束陪伴被害者出庭,没想到,下一刻鐘,自己成了台灣史上頭一遭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傷者之一,也是現場唯一即時報警的民眾,那天,她左手壓著肩頸流著鮮血的傷口,右手打求援電話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我才把身體撐起來,刀子就下來,血就噴出來,我就用我的手去擋那個刀,然後刀子穿透我的右手,從手刺向胸口,所以我的胸口是有傷的;當時我的手舉不起來,痛到沒有力氣可以拿手機就垂下來,我想糟糕了,我手廢了。』

◎停留在5月21日的捷運卡

被害者乾媽說:『(原音) 我不是不願意走出來,但是沒有辦法,我胸部這一刀讓我每天都得去面對,除非我今天不要洗澡,我就不要去看到我這個傷口,等一下給妳看我的照片,真的好恐怖,我都開玩笑說,我以前喜歡泡裸湯,現在我去會把人家嚇死。』

這位是家慧老師的「乾媽」,原本毫不相識的兩個人,同時搭上這班開往江子翠站的恐怖列車,也是這場「捷」難中受傷最嚴重的兩位。對通勤族來說,捷運是最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,但是對被害者而言,捷運的記憶,卻永遠停留在2014年5月21日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大概隔了半年之後,我要去坐捷運,刷卡的時候它就反應我的卡有問題,因為還没有刷出,等於是停在5月21日那一天,鎖在那一天,我們没有出去,因為一開始所有匝門都是關著的,我去拍服務站,那上面還有我的血手印,我就說趕快讓大家過啊!有壞人你還不讓大家過,還要一個個刷上?最後匝門才全部放開。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對!没有應變能力。後來我還有自己試著勇敢地去坐捷運,因為朋友約我在新店見面,結果我朋友駡我說,妳怎麼那麼笨,坐個捷運都不會,我就想,你跟本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,但我總不能嚷嚷著告訴每個人我曾經被砍。』

案發過後,警方調閱車廂監視器畫面,企圖還原現場,直擊凶手鄭捷等待車門一關上,隨即亮出刀刃約長20公分的鋼刀,朝閉目養神的乘客刺下,此時其他乘客才驚覺危機逼近,不到五分鐘,在封閉車廂內,造成4死22輕重傷的慘劇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 (問:聽你們聊,在案發當下,都在想我要活下來?)對!因為我還有好多事還沒做,就想我一定要活下來。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對!我一開始以為是古惑仔在吵架,我趕快閃,所以閃到門旁邊,就不要擋著你們的去路,但我看到他(鄭捷)走到我前面,我就知道完了!(問:乾媽你那時候想?)我是想我美國的孫女已經三個月,我還沒見過面,我很不甘願就這樣死掉了,所以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撐住。』

一定要撐住!家人,是他們背後的力量。在監視器影片中,我們看到一群人以雨傘阻擋、擊退凶手時,都為乘客的團結叫好,但大家卻不知,鄭捷轉身的當下,卻是家慧老師的生死一瞬間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他返回就是到我這個車廂,而我這裡只剩我一個人,然後他遠遠走來,我只有一個想法,我們正面對決時,如何讓他不要把我殺死,我唯一的方法是抓住他的手不要讓他的刀碰到我,當時他兩隻手把刀往下刺,因為他很高,我就要在那一瞬間,像佛菩薩加持,我手受傷,沒有力氣打電話,可是我竟然可以阻止他的刀不要殺到我!我就很大聲說,你已經殺了我三刀,你不可以再殺我。』

◎槍決「壞人」 被害者:於事無補

台灣的安全,世界排名上數一數二!Lifestyle9網站依據美國聯邦調查局資料,公布2014年全球十大最安全國家,台灣榮登第2,評語稱台灣人友善、熱心,不用擔心有暴力犯罪發生,但諷刺的是,捷運車廂殺人事件就在2014年。

司法永遠不會是上帝,卻時常做著類似上帝的職務,案發兩年後,2016 年 5 月 10 日晚間8點47分,台北看守所傳出3聲槍響,鄭捷終於伏法,但被害者心裡,要的是什麼?

家慧說:『(原音)你雖然槍決了他,但對於整件事於事無補。(問:所以你們認為,這個人該如何處置?)我們不能說什麼,可是在當下我們只覺得說,他應該要跟社會隔離。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我在美國住了幾十年,台灣不可能做到說,把無期徒刑關到無人島去,他們就會覺得不應該殺人,你看!沒有自由比死了還恐怖。』

比死還痛苦的是剝奪自由權,也就是終身監禁、不得假釋,這是兩位被害者的心聲,但是,目前台灣的法令中,沒有這個選項,法官只有兩個選擇,不是死刑,就是無期徒刑,而被判無期者,若表現良好25年後還可能再回歸社會,這是被害人最擔心的事。

於是,在鄭捷案開庭長達兩年的過程裡,家慧老師和乾媽每庭必到,法庭上直視加害者,需要好大的勇氣。

乾媽說:『(原音)法庭上,我們兩個坐在旁邊,她每次都哭得唏哩嘩啦,我每次一定要吃鎮定劑,真的很害怕,可是我們一定要面對,看清楚這個人,那我們會出庭是因為如果當我們有機會講話,我們要跟法官說自己當初是如何被他砍,這個人有多殘忍,所以我們就很積極,每一庭都出去。』

家慧說:『(原音) (問:一共去了多少次庭?)兩年啊!就很多庭,朋友都講說,你們為何出庭?可以不要去!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他們以為我們告他是可以拿到錢,我們不是!我們是打起精神才能去。』

家慧說:『(原音) (問:在法庭上,妳們有看到他說對不起?)第二年的時候有,是法扶律師有講,你是不是有什麼話想跟被害人說?所以他也不是自己要說。』

◎律師眼中的「壞人」

道歉,是真心的?還是被要求?這個疑慮,我們特別請教當時為鄭捷辯護的黃致豪律師,他說:『(原音)這裡我可以很坦白的報告,鄭捷的個性他是很特別的,他不容許別人教他怎麼做,所以在這個過程裡,我必需很坦白的說,在派案的時候,鄭先生對我們這些辯護律師覺得你們來一定是另有他圖,駁個名聲,走走過場戲,我還記得初次見面,他是抱著胸說,沒關係!我不介意誰當我的辯護律師,我就看你們如何搞!我不覺得他很挑釁,而是他防衛的態度,某個程度也反應他的人格養成和發展歷程。』

因為擔任辯護律師與鄭捷密切互動,黃致豪律師極度想了解,這位來自平凡、中產階級家庭裡的孩子,為何犯下如此大錯?

黃律師說:『(原音)在我們幫他辯護一段時間之後,他態度漸漸有所改變,改變的意思是他把我們當一回事,後來我照例去見他的照候,我照例一直講,講完後他突然講,律師你知道嗎?如果早一點有人像這樣子,為我戰鬥,我搞不好不會這樣子!聽了之後,坦白講我是不知道該回什麼,我只能打哈哈地說,可是如果沒有這個事情,你可能也不會遇到我們這一類的人。我後來在路上一直想說,為什麼沒有人為他戰鬥?或者沒有人知道為他戰鬥?至少讓那個人希望被注意到的,知道有人為我付出,這樣他或許就沒有那些別的想法,他是會改變的。』

在律師的眼中,鄭捷是個寂寞的孩子,在被害者的心中,鄭捷又是如何呢?

◎被害者渴望與加害者對話

家慧老師說:『(原音)他刀刺下來,我剛好抓住他的手,我碰到他手的那一瞬間,我有種觸電的感覺,覺得這個人他一定有背後的動機和原因。(問:如果妳有機會,妳會願意見這個人?)我們在教育界講,知錯能改,善莫大焉!所以我想知道是他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壞事?然後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給社會大眾一個模仿效應?他如何彌補這樣的錯?你是不是要現身說法,告訴所有的人?我想要知道這個,如果你做這樣的壞事後,出來去道歉或者去彌補,讓所有人不會再犯你同樣的錯誤,你是不是也算做了一件在教育上面或對社會大眾有個警醒的作用,我覺得這才是你做錯願意改過了,而不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一個說對不起我錯了,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。』

身為一個被害人及教育工作者,在事件沉澱四年之後,此刻家慧老師想當面聽聽加害人怎麼說,也就是法務部2010年起試辦的「修復式司法」概念,希望讓犯罪被害事件的雙方能透過對話、溝通,在尋求真相、負責中實現正義,更重要的是撫平被害人內心的創傷。但兩年前的5月10日,鄭捷伏法後,國家已經沒有給雙方任何機會了。

黃致豪律師深深嘆了一口氣說:『(原音)在這麼多辦過的刑事案件或死刑案件裡,我始終認為鄭先生的案子很可能是最適合做修復式司法的案子,就這件事情來講,我一直認為,或許他還在的話,這個修復的歷程,他真的能夠有一點點貢獻。他做了很錯的事情,毫無疑問,但他真的可以有一點點對社會有一些貢獻,第一個,他可以親自來回答被害人的問題,解釋他為何走到這一步的,在我們的互動裡,他一直說知道自己錯了,也確實有歉意,可是那是我和自己的誓約,我認為他的同理確實比較不容易做到,那回答妳的問題,如果他還在世的話,真正適合做修復最好的時間為死刑定讞後,死刑執行之前,輪流讓被害者一週兩個三個四個,他不斷地跟這些被害者見面,聽他們的痛苦,看看失去父親的小女孩的模樣,他會開始警覺到,原來這個重量如此的重,而不是只有卷宗,哪怕那卷宗有兩千頁,對他來講,那就只是卷宗而已。』

◎槍決後更重要的事

最高法院判決書指出,判處鄭捷死刑,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項所指「最嚴重罪行」要件,量處死刑。但我們要問,迅速槍決了一個瘋狂殺人者、民眾集體情緒宣洩的兩年後,問題解決了嗎?

輔仁大學法律系吳志光教授說:『(原音)其實我不是天生就這樣想,應該這樣說,我在德國唸書六年,我曾經生活在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,所以說,一旦有死刑的話,你很多的思考都會被窄化,如果刑罰的意義淪為報應,那死刑只是把複雜的因素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,尼采有講過一句名言,他說社會大眾對犯罪的關注只關注到死刑那一天,之後就忘了,之前討論的沸沸揚揚、長篇大論,就好比一句俗話說,今天公祭、明天忘記一樣,死刑正是這些刑罰手段中最容易讓人忘記的,原因是假設鄭捷還活著還可能出獄的話,社會將不斷警惕,他還會不會再犯,我們要如何讓這事情不再發生,如何讓監獄裡還有可能教化他。』

記者問:『(原音)鄭捷事件已發生四年你坐捷運時,還會想起這件事嗎?』

民眾陳先生:『(原音)人總是很健忘,早忘了。』

民眾劉小姐:『(原音)你問我才想起來,不然平常搭捷運都没有想到。』

民眾王小姐:『(原音)偶爾會觀察路人在做什麼!但大家也都在滑手機。』

民眾林小姐:『(原音)要搭到江子翠站時,就常常想,哇!今天怎麼沒有帶一把長柄傘防衛。』

隨機街頭訪問民眾後發現,台北捷運江子翠站,曾留下傷痛的回憶,但多數人漸漸淡忘,卻也是不爭的事實。

鄭捷在起訴書中被認定「不在乎社會規範、以自我為中心的反社會、自戀之人格特質,同時也欠缺對他人遭遇的同理心。」然而,除了台灣,近年,國際間也不時傳出無差別殺人事件,我們都知道犯人應受懲戒,但若是病人呢?曾擔任鄭捷精神鑑定的台大精神科主任吳建昌醫師有感而發地說:『(原音)因為犯罪不完全就是一個壞人的問題!台灣有刑法第十九條,其實,很多受刑人他有精神疾病没錯,可是他並沒有符合減免刑責的規定,所以他仍會被判刑,所以可能變成是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;當然,國外有很多學者認為應該是採醫療優先,行刑為第二的思維,可是這是不是台灣司法行政政策走向呢?很多台灣民眾的思維是,犯罪就要判重刑,希望大家會怕就不敢犯罪,由此觀之,民眾還是以行刑為優先的思維,這部份希望政府跟人民能有更多的溝通討論,或許民眾就會知道,在國外的研究發現,判刑很重跟將來不會犯重罪,這兩者間没有真正的因果關係。』

究竟遏止犯罪的因、果是什麼?鄭捷已被迅速槍決,但未盡的討論還要繼續下去,這樣沒有前科的大學生,為何犯下殺人事件?如何根本防範?中正大學犯罪防制系戴伸峰副教授說,答案在家裡。他說:『(原音)家庭必須很敏感地且很勇敢地在運作狀況出現問題的時候,能夠有求助的發聲,這樣的求助管道我們很誠實地講,在專業的部份,其實我們建立了,各地有家庭教育中心也有青少年輔導諮商的機構,但我們發現,主動求助的個案非常少,這種叫作隱性高風險家庭,也就是我們一般社會福利沒有立場介入、法律也無法介入,那這時候除了他自主求助外,根本没有辦法協助他們,這個部份我們希望學校的專業和社會的專業跟家人多結合,那不只高風險家庭的關懷,其實隱性高風險家庭也是危險重要的來源點。』

◎無常人生把握當下

家慧說:『(原音)計程車會到電台門口來接我們嗎?(回:會!)。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現在我一個人不太敢去坐捷運,我寧願去搭計程車花那個錢。』

家慧說:『(原音)我寧可自己開車,也不要去搭捷運。』

這天,家慧老師和乾媽坐著計程車來電台受訪,因為單獨搭乘坐大眾運輸工具,成了她們永遠的夢魘。

乾媽說:『(原音)你們年輕人跟我年紀大的不一樣,我是受到驚嚇,我三點四十八分還在家裡,四點廿六分我就被砍了,來回不到一個鐘頭,我差一點就没回家了,這很恐怖吔!』

家慧說:『(原音)對啊!我那些學生說,老師剛才一點不是還在這裡嗎?三點還在學校聽講座,怎會四點半電視跑馬燈就跑出來了。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真的人生無常,所以現在只能說,珍惜我們去珍惜身邊所擁有的這些親人。』

家慧說:『(原音)趁著人生還想做什麼事情就要趕快去做!』

◎被害者返校教書用愛灌溉

5月份的台灣,高溫達到30度,家慧老師穿著短袖,雙手露出縫合後的疤痕,雖然那三道傷口已經癒合,不過,仍會在天氣變化時刻,提醒著她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天氣變化它就是氣象台,就會提醒我,手還是會痛,可是我不覺得傷是恥辱啊!』

社會案件中的倖存者,每分每秒,真實地與身體和心理的傷痛共處,往生者,則是留下至親,獨自面對驟失至愛的痛,事件發生四年的此刻,我們曾試圖尋找被害者家屬,得到的回應是,「撕肝裂肺之痛,尚未完全深埋,無法面對訪談,只有說聲抱歉」。

多關注受傷的孩子,陪伴他們成長,一起「戰鬥」!或許就能少一個鄭捷、社會也就没有26個傷痛的家庭。

家慧老師說:『(原音)我有回學校唸教育學程,跟老師談到這部份,覺得說他才21歲,他其實在小學的時候已經埋下要殺人的種子,你看,小學只有11、12歲,他埋了十年,達成他想做的這件事情,那在他10歲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?所以為什麼我要回到學校去?我現在教的孩子就是10歲,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,腦袋裡在想什麼?他在家裡是不是有受到什麼傷害?還是在學校受到壓迫?如果把這個因子去除掉,他是不是就能正常的長大,然後去關愛別人。我還好有這份工作,可以去面對小朋友,我希望他們可以正常成長和茁壯,只要我身邊有的資源,我就努力地讓他們滿足,至少感受到老師對他們滿滿的愛,那些孩子,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起化學變化。』

乾媽說:『(原音)希望事情不要再發生了,真的太恐怖了。』

家慧說:『(原音)我覺得台灣不能再經歷一個這樣的事件。』

我們都希望,這類事件不要再發生,家慧老師說,原本教國中的她轉而投入國小基礎教育,用滿滿的愛,引領著年幼的孩子們健康長大。

家慧說:『(原音)(問:斧底抽薪的方法是老師此刻在學校做的事?)嗯!從小就先防範。』

其實,每個人都能在其中發揮自己的力量,那你呢?(END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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